穿越40年的青春回答 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

今天的你，是否碰上一点不顺心的事，便会发牢骚，嘴边挂着“我太难了”，动辄“怀疑人生”，甚至“怀疑社会”？

今天的你，是否对很多社会问题有所忧虑，但又不爱参加政治活动，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某些问题“冒出无数个问号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？

40年前，和你差不多年纪的清华大学高材生们，也曾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。只不过，他们没有停留在提出这些问题，而是深入思考，最后找到了属于青春的答案：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”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中国经历10年浩劫之后，刚刚开启“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”的大门。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、失业、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，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中，陷入对社会的信任危机。社会上，也对青年很不理解，认为他们是迷茫的一代，垮掉的一代。

众声喧哗中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（后改为化学工程系）1977级2班（以下简称“化72班”）同学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犹豫彷徨，而是发扬自强不息的传统反求诸己，喊出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这句既不抒情也不高调的话来。

1979年12月6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以《干社会主义，要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》为题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，随后这个口号传遍全国，响彻大江南北，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青春回答。

如今40年过去，每一代青年都曾经“迷茫”，都曾被长辈担心“垮掉”。而任何时候，最有效、最不忽悠人的“解药”，仍是这9个字：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”

缘起

“口号是这场大讨论的结论。”

时任化72班团支书的程宜荪回忆道，那时全班共有35人，其中党员两人，团员29人。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，他们带着家人和国人的期盼，怀着雄心壮志跨进清华大学校门，但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国家的经济状况、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都比较差，不少同学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深感迷惑。

就这样，制度问题成为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绕不开的话题。

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，化72班学生李继定历历在目：围绕这些问题，班级团支部组织同学进行了讨论，“当时解放思想，不扣帽子、不打棍子、不记本子，不搞政治说教，这样的讨论，自然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，常有同学抢着发言，讨论的问题也包括我们现行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，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仅不是腐朽没落反而高度发达等‘敏感话题’。”

在两个阶段多轮次讨论会之后，这些同学并没有像以往政治学习那样得到所要的答案，作出“社会主义就是好”的结论，而是提出了很多尚无结论但非常尖锐的问题。如何将讨论引向深入并使之有个结果，是当时团支部考虑的问题。于是，班级团支部要求延长讨论3个星期，增加了讨论的第三个阶段：我们应当做些什么？

“由于前期的讨论，很多同学的热情被激发，逐渐从苦闷、叹息中走出，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几代人的实践，国家的强盛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，我们应当‘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’。”李继定说。

就这样，这个口号提了出来。他们还整理和拟定了11条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的具体措施，包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，认真学好政治课，甚至还有乘车给老幼让座，在公共场所自觉维持社会新风尚等方面。

口号提了出来，却没有停留在提口号上。

1982年，化72班35名同学踌躇满志地走出清华园。李昆明作为其中的一员，毕业后一头扎进地处偏远的国营272厂，成为第二代核工业人。

相比于第一代核工业人在原子弹研制中攻坚克难，第二代核工业人面临着“保军转民”调整的巨大挑战。在企业初入民用产品开发的阵痛期，职工的思想状态不太稳定，当时已从技术员一步步走到党委书记岗位的李昆明迎难而上，扛起自己的责任。

“我那时就觉得自己要起到作用，做思想工作，要吃得起苦。这时我就会想想口号！做好自身，作表率，因为这是国家需要，这是党的工作，必须要自己去做。”李昆明这样想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在化72班，像李昆明这样的同学还有很多，他们从未忘记对国家、对社会的庄严承诺。毕业37年来，有28人扎根祖国大地，在海外的同学也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着国内的发展，9名同学一直投身于我国的核工业事业。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，对这些中国青年来说，是激励，是约束，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。

接力

这个纯朴的回答，也穿越了时代。